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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销社的日子——长篇散文“我来黄岛区工作”节选

发布时间:2022-09-06 02:42:24 来源:乐鱼app下载链接 作者:乐鱼官网登录app

  岁月催人老,不觉间我已是花甲之人,开始颐养天年。但脑海里却始终像一台录像机一样,变换、闪动着一帧帧精美的画面,里面全是四十年前参加工作以后的历程,承载了我一生中难忘的事情。

  供销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三农服务”一条龙的商品供销末端,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单位。“听诊器、方向盘、公社干部、售货员”,是当时人们羡慕的四大职业。因此,我对从一个拾草剜菜的庄户人而成为供销社的一员很知足。

  当时大中专毕业生在全社会很受欢迎,我是辛安供销社第一个由专业学校分配来的“专业人才”,自然受到了隆重接待。李主任把我领到二楼办公室,里面已坐满相关领导,李主任向我一一介绍并相互握手,有辛安公社管委张副主任、辛安供销社党支部耿玉志书记、理事会王泽阁主任、监事会李从中老主任、业务股薛增孝和财务股代振玉股长等,介绍完后耿书记带头鼓掌欢迎。因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我既紧张又不知所措。

  看着我尴尬的表现,李主任给我倒了杯水,让我向领导简要汇报个人情况,这才有点缓和。我将籍贯、毕业学校及学习专业等向领导作了汇报。

  随后公社张副主任讲了几句,说国家重视知识分子,我是供销社的第一个专业人员,欢迎我到供销社工作。又说辛安供销社是全区最大的商贸流通企业,业绩很好、贡献很大,供销社的领导及员工都很优秀,要我好好向他们学习,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供销社人等。

  耿书记向我简要介绍了辛安供销社的情况及我的工作安排。供销社有综合办公室、财务股和业务股3个后勤部门,驻地有一个二层楼的综合门市部,旅馆饭店、照相馆、石油煤炭和农药化肥等12个专业门市部;在辖区各大村设了13个综合门市部、小村设代销点67个,经营各类商品上千种,年销售额近800万元,是全区的商贸中心。

  我被分配到业务股从事物价工作,供销社的物价工作基础好,现已有两名专职物价员,一个是建国前在胶东参加工作、即将离休的韩师傅,另一个是美女青年小徐,加上我共三人。物价工作同样是全区的中心,因当时全区的物价工作在区计委由老干部张子明同志监管,全区的物价工作会议、定调价通知等多由供销社组织实施。他强调物价工作政策性强,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我结合所学的专业知识,虚心向老师傅们学习,把工作干好。

  简单而隆重的接待仪式结束之后,耿书记安排李主任和薛股长领着我去供销社饭店吃晚饭,因我没带行李,暂时住在供销社旅馆。吃饭时我向两位领导打听我老师的情况,李主任负责协调供销社的党政工作兼任团总支书记,他对我老师的情况比较熟,说您老师很好,是辛安公社的团委书记,今年春季已调到胶南了,在胶南干啥没听说。一听说老师调回胶南,我有点失落感。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薛股长来到旅馆,得知饭店已安排我吃过早餐后,领着我去业务股。饭店与业务股相邻,中间隔着一条南北向的街路,几分钟就到。

  业务股的院子很大,院子的南侧是一排平房,从西向东是供销社副食品门市部、采购站和五交化门市部。其他三面房子很大,是仓库。院子正中间迎业务股大铁门口处有一大水泥竖台(原应是台),竖排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大红字,仓库的正面墙上写着“仓库重地、严禁烟火”的大红字,院子中间偏东有两排平房,是仓库保管员的办公室和宿舍,也是我以后即将呆的地方。

  当薛股长把我领进办公室时,正忙碌的保管员师傅们停下手中的工作,向我点头示意。薛股长向他们介绍“这是新分来的学生樊泽宝,干物价,以后是同事了,大家对他要多关心帮助,鼓掌欢迎!”

  然后向我一一介绍了业务股的工作人员,先是保管员,烟糖茶及副食品五交化库于成群师傅,土产杂品、烟花爆竹、瓷器、缸罐及农药库李永新师傅,布匹服装(那时成品服装较少,多是卖布)及日用百货库赵桂彩师傅,水果、酒水和鞋帽库韩洪信师傅;四个专职采购员和司机(供销社有东风车、黄河车、北京加长130车各一辆和向综合门市部送货的25拖拉机一台),看门的王大爷;最后介绍了老物价员韩贵和师傅和美女徐星芬师傅。

  薛股长特意嘱咐我要向他们虚心学习,尽管我是专业学校毕业的,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新兵。物价工作政策性强,要求很严,工作很细,既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国家的物价方针政策,也要确保企业的正当合法利益,价格计算不能粗心马虎,要求韩师傅搞好传帮带,使供销社的物价工作再上新台阶。

  诸位师傅对我的到来很欢迎,表示今后大家在一起要相互团结、关心照顾。主持物价工作的韩师傅更是开心,因其年龄原因即将离休,由我接班他很满意。当天就把他的办公桌倒出、把物价档案橱的钥匙及有关资料转交给我(那时的物价工作任务繁重且涉密,他时常加班加点,因有老寒腿的疾病,他在单身宿舍安了个煤炉,取暖御寒;为不耽误工作,领导让其在宿舍放了一个写字台),他在办公室隔壁的宿舍工作。

  当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国家对经济实行“双轨制”的管理模式,除对极少关系国计民生重要的商品由国家计划调拨外,其他大部分商品由企业自主经营;价格管理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实行差率控制)和市场调节价(企业自主定价)三种模式。

  因供销社实行统一管理,对商品价格的制定全部实行统一审核。对经营的商品凡是国家定价的(如香烟、食盐、农业生产资料及化肥农药、极少的计划分配商品像自行车、彩电和年节定量供应的青岛啤酒等)全部执行国家制定的价格;对国家指导价的全部由物价员按照《国家工业品价格管理目录》规定的差率逐项核算。

  供销社的定价程序是:采购员从各专业批发公司购进商品后,将一式三联的进货单交给物价员,物价员拿出物价台账,找出该种商品的登记资料,对照商品产地、规格、货号,如有同类同种商品,先在进货单上填写零售价格,再在台账上填写该种商品的进货地及时间;如属新品种,则根据商品进货价(批发价)按照国家制定的批零差率审核定价,将零售价写在进货单上;然后,一联给仓库保管员登记、验货入库,以零售价向各门市部分拨,一联转财务,日后会计结算,一联建物价台账。

  供销社经营上千种商品,每种商品从产地、规格和货号都由物价员建立一价格册页,即使同一种商品,因产地、规格和货号不同,也要分别制定册页,再按种类汇集、制定总台账,用一木橱专门存放价格台账,装满了几十本。每当有商品进货时,先有小徐负责核算定价,定好后交老韩审核盖章执行。

  市场经济初期,产品成本不断变化,导致商品价格不断调整。因此,物价员的另一项任务是及时调整国家统一部署的价格调整,商品调价的具体执行时间的政策和保密性强,不能因泄密在社会上造成上调价格的商品抢购、下调价格的商品迟销,引发社会动荡。韩师傅之所以有些工作在宿舍干,也有涉密原因。

  涉及国计民生重要的商品价格调整由政府组织实施,区计委组织全区商贸企业的有关人员到辛安供销社宾馆召开封闭式专题会议,传达调价通知;然后组织有关人员刻蜡纸、油印全区调价方案,分发给参会人员。那时的通讯工具只有固定电话,参会人员封闭在旅馆,基本不会泄密。

  对普通商品价格的调整,各大专业批发公司通过印发、邮寄调价通知组织实施。供销社每周都会收到十几封调价信件,物价员扯开后,拿出物价台账,查找是否有该种商品,产地、规格、货号对上后,先将台账上的商品价格更改调整,然后,刻板、油印调价通知,分发给仓库保管员、会计股和有关门市部,保管员和有关门市部将盘点库存,将调价前后的库存商品数量登记造册,将财务报表报会计股的同时,门市部更换商品标价签、执行新的商品价格。

  工作了五天后,黄河车去诸城进货,我跟着回家把行李带来。领导安排我和韩宏信师傅一个宿舍,住在存放瓶装白酒(十瓶一捆)的仓库里。韩师傅很热情,从布匹库向赵师傅要了一些包装布匹用的白粗布皮子让其家属用缝纫机缝了个大布袋子,装满其家里的麦秸草,给我做了个大草褥子垫在木床上;我把拿来的被褥床单铺在草褥子上,休息时床铺蓬松柔软(那时的单身宿舍都如此配置),非常舒服。

  供销社有职工食堂,用粮票和钱购买饭票后,一日三餐定时坐着业务股某师傅的自行车后座去食堂吃饭。吃饭住宿问题解决了,从此,我便在供销社安营扎寨,成了供销社的“三大闲”(物价员、统计员和出纳员)之一。

  在学习物价政策、熟悉定价程序的同时,还抽空带着有关部门开具的介绍信,到派出所上户口、落在供销社的集体户上,去粮管所办理粮油供应证(粮本)和到商业部门办理副食品供应证。把这些手续办齐后,就是吃商品粮的城市居民了。

  第二周的某天下午,薛股长安排我第二天跟着会计股的代股长骑自行车到柳花泊等综合门市部盘点,这也是物价工作的一项内容。当时各门市部对其经营的商品每旬清点一次,每月盘点一次。

  清(盘)点时供销社安排财务和物价人员参加,财务负责账目,做到帐物相符,那时人的观念比较传统、正规,因桃酥等副食品(铁皮箱盛存)、茶叶(那时卖的是木箱装散花茶)受空气中水分的影响,布匹丈量出售时扯的松紧也有出入,每次账面上都有长款(含粮票、布票);商品在运输、销售过程中难免有残次及正常破损,对发现的残次及破损商品由门市部记账员负责登记,填报“破损商品处理单”,门市部经理签名,把破损商品存放好。

  清点时由物价员现场帐物核对,在“破损商品处理单”上填字,然后由门市部记账员送供销社会计股,账务上做残次商品处理,冲减门市部商品库存。

  我家清贫,家里没有自行车,也不会骑。薛股长听说我不会骑自行车,就安排小徐去,但告诉物价工作必须会骑自行车,且青年人学也不是难题;给我三天的时间,让韩师傅和李师傅晚饭后用他们的自行车在业务股大院里教、帮我。

  那天晚饭后在业务股大院里,李师傅骑着他的大金鹿自行车先给我演示。告诉我坐在自行车上要身体略微前倾,双手抓紧车把,两眼向前看,余光略周边,两只脚各踏一车脚蹬,向前走时向前蹬,停下时向后蹬,下坡时扎紧前把上的手闸减速。

  演示了几遍后让我上车,我直接先骑在车上,他们两个在车后左右两侧用手抓着后座,然后歪歪扭扭的骑着走;因初学不懂技巧,尽管费了很多力气,但仍然是东倒西歪,好处是两个师傅用力抓着后面的车座、定着方向,没有歪倒。学到近十点,有点开窍,也累的浑身是汗,两位师傅说今天可以了,睡觉吧。

  第二天晚饭后仍然如此,因掌握了一定技巧,两位师傅扶了一会就撒手让我自己骑,在业务股大院里来回骑着熟练,睡觉前基本可跑直趟了。第三天晚上他们又教我上车、刹车的技巧,不要像前两天那样先骑在车上蹬车,而是两手抓着把,一只脚先踏在一车脚蹬上,推着车走两步后,着地的一条腿抬起向上一撇飞,从自行车座后(前)跨过,把脚踏在另侧的车脚蹬上,然后骑行。

  此动作又练了一个多小时,推着自行车在大院里走着走着,然后飞身上车;学会了上车后,他们又演示了行进中的刹车技巧,这个相对简单,熟练的也快。这样,经过师傅三个晚上的帮教,我基本学会骑自行车了。第四天上午,向薛股长进行了汇报,他也很高兴并夸赞了几句。

  学车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是我没自行车。薛股长记得仓库里有辆轻便快速、前后抱闸、大飞轮和大链盒的“凤凰”28自行车,与保管员确认后想把那辆自行车卖给我。

  那时的“凤凰”、“永久”和“飞鸽”是全国三大名牌自行车,“凤凰”据首。尽管供销社有国家计划调拨指标,但只是青岛产的“大金鹿”,像“凤凰”等三大名牌供销社没有指标,而是每年从县级以上大的五交化批发公司采购大额商品后,作为鼓励才分配一辆两辆的,有的年份直接没有,全区一年有几辆屈指可数。

  因其货源异常紧张,进货后供销社领导要向公社和区供销社的主要领导汇报,辛安供销社的主要领导无权支配,全部由领导批条子分配。而“永久”和“飞鸽”尽管紧俏,但每年都能进几辆,领导控制的相比不是很严,但一般人同样买不到。

  恰逢那天上午耿书记到业务股,薛股长立即将其想法告诉耿书记。耿书记很为难,说公社主要领导前两天还问过此车。但耿书记说为鼓励支持我们的大学生干好工作,给供销社装装门面,自己豁上老脸给小樊争取这辆车。当即在业务股给公社领导打电话,说明了情况。毕竟是老书记有面子,公社领导答应由供销社安排。

  这样,这辆自行车就以186.2元的国家定价卖给了我,当天上午就从仓库推出。其实,我对自行车没有印象,“拿着豆包不当干粮”,但这是供销社年轻员工中第一个骑“凤凰”的,在辛安街上日常也极少见。

  买自行车的钱是供销社发了我七八两个月的工资,那时才知,大中专毕业生属国家干部,在行政系列,中专生是24级。我的月标准工资是42.5元,外加国家规定的5元副食品补贴,共计47.5元。另知毕业生在月上旬报到开全月的工资,中旬开半个月的,下旬开10天的,由此感谢我们学校7月上旬领着我们报到的良苦用心。

  那时供销社效益好,补发工资的同时还将我上学及报到期间往返的车票(大部分没保存)全部报销;除此以外,供销社领导还将这两个月对业务股指标考核超额完成任务的人均奖金及业务补贴发给了我,共计203元。

  拿到钱后相当亢奋,这既是我人生的第一笔钱,也是见到现金数额最多的一次,农村的父母哥姐一年也挣不了这么多。用这笔钱先到综合楼一楼的五交化组交自行车钱,我把车从库里推出后,由五交化组到业务股五交化库办理提货手续,五交化库办理出库手续,出库、零售手续规范。

  这样,我的吃住行辛安供销社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照顾,干部职工对我的工作及生活也很关心并给予帮助,使我倍感温馨,唯有努力工作回报及感恩。那时供销社的干部职工除春节统一放两天半假(除夕下午关门停业,初三开门营业)外,日常基本没有节假日和周末,个人如有事可请假调休。我是单身,除中秋春节回家外,其他时间都在供销社。

  其后韩贵和师傅办理了离休手续,光荣离休。这样,辛安供销社的物价工作就有我和徐星芬同志全权负责。

  韩贵和师傅离岗前,将全部物价资料及酒度、酱油检测仪和印发调价通知刻字用的铁笔、钢板及油印机等转给了我。

  那时门市部出售散装白酒和酱油,为确保质量,防止掺杂使假,在到门市部盘点时,物价员从盛放的大缸或铁桶里用半斤的匙(有四种容量的,一两、二两、半斤和一斤)打一匙倒进随身带的玻璃容器里,然后把类似如温度计(是其的三倍粗)的测量仪插入液体里,一定时间后测量仪的数字刻度上显示液体度数。

  因那时人的思想正统,卖的钱也是单位的,没有人掺水作次。抽检了几次都很正常,后期到综合门市部就基本不带仪器了。

  小徐同志日常除测算审核价格外,还负责保管业务股一个大保险柜,里面保存着供销社购进的上海、天津和青岛等地生产的手表;当时是计划经济末期,出售棉布、副食品还要收取定额的布票和粮票,门市部把收的票每日汇总,定期交到业务股,小徐清点接受后存在保险柜里,然后每半月拿着去青岛。

  因业务工作需要,辛安供销社在青岛即墨路小商品市场北侧一旅馆设办事处,她把粮票交给供销社业务员(当时的副食品都由青岛副食品厂负责供应),把布票送到市联社棉麻公司。这是一项常规工作,她每月到青岛两三次。

  我们除了核价、到基层门市部盘点、处理残次商品外,还帮着业务股的师傅们清点库存及轧账。当时计算工具是算盘,业务股天天有“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因业务员天天有进出业务。打算盘是供销社业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搞好工作的基本技能。

  我在供销学校学习时,珠算是一门主课,毕业前已通过山东省六级珠算考试。因此,用算盘帮着师傅们计算轻车熟路。小徐同志的珠算技能也很高,保管员把数报完,她的计算也结束,几乎分毫不差。

  1983年10月初,区委宣传部会同区有线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周的黄岛区首届新闻报道通讯员培训班,要求全区各部门安排一人参加。因我是刚毕业的学生,且供销社的物价工作有小徐干着,区社就让我作为供销系统的代表参训。

  培训班在电厂南侧的区委党校举办,授课老师是区委宣传部韩家聚科长、新闻干事刘杰、有线广播站的新闻播音员庞培忠和女播音员张瑞满两位老师,他们都是黄岛区新闻工作杰出的人才。其通过自身的工作体会,系统宣讲了新闻宣传的重要性、新闻稿件的写作、报送要求及注意事项,给各部门下达了年度新闻报道指标任务。培训期间,在党校安排食宿,培训结束后,颁发了黄岛区新闻报道通讯员证书;这样,我就成了黄岛区第一批新闻报道通讯员。

  供销社的商品供应和物价都涉及民生,商品信息、价格信息及商品供应等都与居民生活有关,人们喜闻乐见,我便时常将这些信息整理报送。那时给新闻部门邮寄稿件国家规定不用贴邮票,在信封贴邮票处写上“新闻投稿”即可,邮寄地址就是新闻部门的。辛安邮局报刊投递员天天到业务股投递报刊信件,也顺便把我的投稿信件带走,稿件第二天就在有线日,我收到了广播站的第一笔稿费,直接寄来用信封装着的纸币分币及稿件采用的时间及数量统计表,因我的稿件采用率高,第四季度共4.32元。当天下午我用稿费再外加了一元多,到与业务股相邻的辛安新华书店花5.4元购买了一本向往已久的《现代汉语词典》,此书因其有特殊意义,一直使用保存至今。从此,我便与新闻报道、政务信息等文字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3年12月份,供销社经公社团委同意,安排我兼任辛安供销社团总支书记。这样,我从李主任(供销社支部委员)的手里接过共青团的工作。

  耿书记找我谈话,要求把供销社的青年工作开展起来,因供销社青年职工比较多,业余生活比较单调乏味,业余时间人气不足,团组织的活动较少,没有向心力和凝聚力。不仅要在业务工作上发挥主力军作用,还要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使供销社的两个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首先召开了供销社全体青年职工参加的团总支换届会,党支部书记耿玉志和支部委员李保田参加会议,由李委员主持。会议宣读了公社团委对我的任命通知,投票选举了团总支副书记、组织委员、文艺委员,成立了供销社新一届团组织。我就供销社团组织今后的工作计划做了具体安排,要求各成员要各司其责,制定工作计划,把团总支的工作开展好。

  耿书记代表党支部对换届工作表示祝贺,同意团总支的工作安排,并对开展好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希望供销社的全体青年要以这次会议为契机,积极向团组织靠拢,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争创岗位能手,为供销社的发展做出贡献。

  业务工作以提高技能为主,定期开展技术比武,因珠算是共性工作,下班后个人练习,第一期是珠算比武;随后根据各门市部的工作特点,分别对丈量(布匹)、计量(含秤、匙和食品包装)和散装瓶酒捆绑等,练“一尺准、一把抓、一捆牢”技能。

  文体方面供销社把二楼会议室作为活动中心,把电视柜的钥匙给我,每天下午六点半打开电视,组织收看新闻等;把原有的乒乓球台支起,爱好者打球娱乐,购置羽毛球网架、球拍等在东西大院竖架打球;在经营场所房屋墙面上的水泥黑板每周围绕时事新闻、商品知识等出一期板报。

  对团员队伍推陈纳新,对年龄超期的老团员按照《团章》的规定,到公社团委为其办理手续,供销社团总支召开有党支部成员参加的专题会议,向老团员颁发《证书》,赠送供销社拿出专款为其购买的影集和玻璃工艺品(当时时兴)。

  老团员们都很激动,也很感谢,没想到还有《证书》及给他们办理这么隆重的仪式。耿书记代表组织感谢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供销事业,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积极贡献。要求没入团的青年要积极申请入团,团总支要做好培养考察工作,吸收更多的优秀青年加入到团组织,为党组织培养输送后备力量。

  随后,供销社青年职工的业余文化生产丰富多彩,在公社团委春秋举办的乒乓球、篮球和羽毛球比赛中,名列前茅。我离开供销社前(后有专述),先后组织了珠算和计量技能比武,发展新团员两批11人,供销社团的工作步入正规化。

  转眼进入1984年初,供销社理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我有幸选为监事会副主任(兼),住宿也从业务股仓库安排到西院的干部职工单身单间宿舍。

  当时国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社会上流传着“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顺口溜。当地农户几乎家家用小鱼虾饲养貂,到初冬宰杀卖貂皮,貂皮价格很贵,让农户暴富,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同时,尽管当时多数家庭不富裕,但身强力壮且思想开放的部分村民骑着自行车开始贩卖布匹、服装(多是童装)、鞋帽、副食品、茶叶、啤酒和瓶装白酒等。因当时个人资金有限(有些甚至靠借钱),经营规模小、品种少,多是到供销社批发。

  为促进个体经济发展,满足小商贩的商品需求,供销社除在13个基层综合门市部开展批发业务外,在驻地的综合门市部一楼和业务股南侧(新建)开设综合批发部两个。

  针对市场销售业态的变化,供销社的书记、主任经常在业务股召开有业务员、批发部经理和物价财务人员参加的业务工作研判会、碰头会,分析市场形势,批发部经理汇报畅销商品的种类、货源储备等。耿书记要求业务股广开货源渠道、薛股长带业务员到青岛及周边县的各大专业批发公司联系沟通,该请客的请客,该送礼的送礼(那时国家允许企业税前按销售额提取一定比例的业务费),保证货源;耿书记的经营之道就是“货不全不卖钱”,既要保证像针头线脑这些居民日常生活必须的传统商品供应,也要组织大宗畅销商品,满足商贩需求。

  物价员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本着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对每种商品既要审定零售价,也要制定批发价;财务上要保证资金划拨,确保货到付款(有些畅销商品甚至采取预付款,那时的批发公司全是县级以上国有商业企业,重合同守信用,没有坑蒙拐骗和假冒伪劣行为)。

  供销社的业务员奔波在各地批发公司采购商品,三辆大货车开足马力,几乎天天进出。业务股、批发部及基层综合门市部车水马龙,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有的业务员甚至在外地半个多月,繁忙的业务给供销社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个人也因超额完成任务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那才叫累并快乐着。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部分军工企业转型生产民用商品,像鲁西南军工厂生产的“金象”自行车,因其质量可靠弥补了“大金鹿”供应的缺口;最受青睐的是重庆产“嘉陵”轻便摩托车,因其快捷实用,一上市就被商贩抢购,供不应求,当地为此还编了“一辆嘉陵一杆秤,跟着小平干革命”的顺口溜。

  其进货价格一路飙升,每辆由起初的七百多元、九百多元到一千一百多元,即使如此,后期也无货可进。而商贩的求购欲却很强,有些人甚至要先把现金放在五交化门市部排队等候,以求先来后到。

  为满足需求,供销社安排业务员到重庆驻守,通过各种手段打通关系,用汇票向生产企业预付款,终于购得货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供销社派车去重庆拉货,尽管从生产企业进货看似价格低,但为此发生了较多费用,让制定销售价格费了很多精力。

  这些军工企业生产民用商品,非国家计划,全是企业自主生产经营。因是新产品,国家以前的价格目录里无资料可寻。起初从批发企业进的参照自行车的差率制定零售价,自购的若参照国家规定同类产品出厂价、批发价和零售价的进销差率显然过低,供销社赔本经营也是不可能的。

  供销社的领导对价格制定安全放权给物价员,曾不插手干预;这次价格制定我们将有关政策向领导汇报后,领导建议向区市物价部门咨询,采取保本微利的原则。区主管部门的现状大家清楚,问了也白问;于是,我们向青岛市物价局和市五交化公司物价科联系,得到的答复都很原则,就以此为依据并将答复作了书面资料存档备查。最终核定的价格是每辆一千三百多元,略高于从当地正常渠道进货的价格。

  因与厂家订了合同,其后尽管数量不多,但陆续有货供应,由此,“嘉陵”轻便摩托车供求矛盾得以缓解。但随之而来的是其没有售后服务,一旦坏了无更换配件,让轻便摩托车热降温。同时,部分商贩已因经营致富,中青年追求高档消费,社会上兴起“一脚踹”摩托车。于是,供销社又从生产企业购进“嘉陵”70摩托车,尽管很畅销,但受消费群体的制约,在社会上并没有形成“热”。

  破规、开戒,辛安街首次公开播放流行歌曲,带动供销社录音机、空白磁带畅销。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的文化生活匮乏,尽管台湾校园歌曲和港台某些歌星的“靡靡之音”已在学校及年轻人中流行,但有些还没在公共场所播放,甚至青岛中山路上还有人将此作为“黄带”秘密贩卖。

  供销社团总支有台质量比较好的双卡双响的“燕舞”牌收录机,由我保管放在宿舍。晚上,通过调频调幅立体广播,收听歌曲的立体效果很好,便精选了“小城故事”、“童年”、“丽达之歌”、“北国之春”、“红河谷”和“读书郎”等歌曲录制下来。开始在供销社食堂播放,很受干部职工的喜爱和欢迎,成了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门市部的“文艺青年”便到我宿舍拿着录音带让我复制,在营业场所播放,既增添了门市部的人气,也带动了销售。影响最大的是五交化门市部,店里的王工是部队复员军人,服役期间他从事电台工作,对电器熟悉;他复制了录音带后,在门市部门外安了两个大音箱,一上班就高音播放,吸引了社会上很多年轻人。

  复制时我告诉他只能播放,不能复制卖,开始还行,后来也许经不住爱好者的请求,便免费复制,青年爱好者从店里购买单卡单响“半头砖”收录机,条件好的买双向双卡的,整盒的买空白录音带,甚至青岛市里有些企业的团组织安排专人前来购买,一时门庭若市。

  那时社会青年时髦喇叭裤、大背头和戴“蛤蟆眼镜”,骑着自行车,提着“半头砖”,高音播放着歌曲,招摇过市,很是招眼。

  那时当地人的思想和穿着比较传统,供销社领导看见因播放歌曲招来这些多奇装异服的“异类”年轻人,便问我这样做妥不妥,倒不是复制盗版的原因(当时国家对音像制品盗版还没有规定),而是考虑政治及社会风气和治安因素,我说应问题不大,让门市部收敛收敛,把门外的音箱撤掉。但已声名在外,前来购买的还是络绎不绝;好在此事给供销社带来了效益且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干涉的,领导对此事再没过问。

  1984年春季,徐星芬同志被区供销社调薛家岛供销社从事物价工作。离开前,薛股长让她把手头的工作交给我,除物价工作外,还有她负责的保险柜和粮票、布票保管业务,她领着我到青岛熟悉供销社的办事处、市棉麻公司等单位及业务联系人。

  其实1983年12月国家已取消布票,纺织品实行敞开供应。因已是废纸,个别门市部清点上交工作拖拉,造成供销社与市棉麻公司账面处理未及时清零,从此以后,布票成了历史。

  而粮票从1993年2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后,在放开粮、油价格的同时,粮票、油票也被取消。这是后话,而我每月按时去青岛送粮票。

  接管了保险柜后,业务员进了一批“上海”单日历手表,那时我还带着上学时大哥花30元买的天津产“海鸥”手表,入库时发现有几块很漂亮的八边形。于是,我花120元买了一块,到综合门市部花十几元买了根不锈钢表链,此表我一直戴了十几年。

  异军突起的个体户因其经营灵活,发展迅猛,很快就占据了消费品市场的半壁江山,国营、集体商业网点受到了严重冲击。为重振雄风,夺回被瓜分的市场份额,1984年入夏开始,遍布城乡的国营、集体零售企业开展了“有奖销售”活动。

  辛安供销社自然也开展了“有奖销售”活动,制定了活动方案及细则,印刷了带编码的“有奖销售奖券”,凡是在供销社各门市部购买商品(紧俏商品除外)满10元的送奖券一张,奖品分五个档次,一等奖一个、14寸黑白电视机一台,二等奖两个、各奖大金鹿自行车一辆,三等奖、四等奖和五等奖若干,分别送录音机、瓷花暖瓶和毛巾。

  扎了宣传彩车,由我和统计员青年美女小李做广播宣传,到辖区的各村做巡回宣传。供销社的后勤人员空闲时全部到门市部,尤其是集日(逢五排十)停下手头的工作(份内工作晚上加班)全天到门市部站柜台。

  有奖销售轰动一时,人们都有侥幸得奖的心理,第一期(五组)销售期间可谓“人山人海”,人人都在抢购,很快奖券就销售一空。开奖时严格按照流程,将前三等奖的奖品披红挂彩的摆在领奖台上,邀请公证员参加,前三个档次的奖项特别吸引人,人们拿着自己的奖券,个个伸直了脖子,两眼直盯着抽奖台,人头攒动,尤其是一二等奖,认真听、看和对照着报出的每一个中奖号码。当一、二等奖得主产生后,人声鼎沸,有人放鞭炮庆祝。

  供销社领导给一、二等奖得主披挂“第一期有奖销售一(二)等奖得主”的大红飘带,并用130车拉着奖品送到得主村庄家门前,村里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迎接,效果空前。其他奖得主由个人到综合门市部领取,中奖号码红纸黑字张贴在门市部前门两侧。

  第一期有奖销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销售之快超出了想象。接着,又开展了多期活动,延伸到1985年。但除前三期效果好外,以后销售效果并不理想。

  当年国庆节晚上我已睡下,睡梦中忽听有人“啪啪”地敲门,我开灯起床开门,门外是支部委员李保田,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

  加入中国是我最大的追求,从小就接受红色教育,坚信没有就没有新中国,盼望着能早日成为其中的一员,立党为公。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想啊,早就期盼着加入!”

  他说“那就好,支部大会刚开完,公社党委给了我们一个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指标。根据工作以来的表现,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培养你为入党积极分子。你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以后要学学《党章》和党的理论,提高个人的政治觉悟;同时要向员学习,干好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多做贡献。”“你今晚就别睡觉了,加班写入党申请书,明天上班交给我!”说完,他就回宿舍了。

  一听说把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对象、日后加入,真是既亢奋又思绪万千,好在工作时间不长,在学校时学的党史及政治理论课教育记忆犹新。于是,我就找出纸笔,在宿舍的三抽桌上写起来,可以说是写了撕,撕了写,折腾到天明初稿写成;再认认真真地抄写了一遍,因我写的字比较大,一共抄了十几页。

  上班后到供销社二楼综合办公室交给了李主任,他一看说写的太多了,不过对党的认识比较深刻;说先放在他那,由他交给耿书记。然后找了一本《党章》给我,让我拿回去好好学习,又嘱咐我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工作等。

  当天晚饭后,他又到我宿舍,告诉我耿书记看了我写的申请,同意上报公社党委。李主任已去党委办了申报手续,培养期一年,一年后如没问题,转为预备党员。再次嘱咐我好好表现,不要辜负了党组织的一片心意,争取早日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员。

  可惜的是年底我被调到政府机关,在办理有关手续时,把我是辛安公社党委确定的入党积极分子的材料也一并转给了新单位;但到了新单位后又从头再来,反反复复,直到1986年7月才被区机关党委批准为中国正式党员。

  改革开放初期,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和“两猫理论(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实行“双轨制和软着陆”的改革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因市场体系还没健全、政府监管缺失,造成官商、官倒、皮包公司、欺行霸市、行业垄断、哄抬物价、价格欺诈、卖空买空及偷税漏税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

  为此,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相继在各级政府中陆续组建了经济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和治理。

  黄岛区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相继成立了部分政府职能部门,1984年10月,把物价工作从区计委独立单设出来,成立了黄岛区物价局。我是当时全区仅有的两名物价专业毕业生之一,被选调到物价局,10月下旬人事局的调令下到区联社,由其通知辛安供销社安排我到区物价局报到。

  因政府机关是“清水衙门”,我到物价局的个人收入就是标准工资加五元的副食品补贴和十元的住岛费,共计57.5元。当时有根子、门子的军队和大中专毕业生及干部子女都想方设法去商、粮、物供或金融保险就业。

  我尽管没社会关系,但在供销社工作,且待遇很好,月收入基本是一百三四十元,有时更多,在当时属高收入;同时,供销社业务量大,物价工作又仅剩我一人。因此,无论是我本人还是供销社,都不愿意去物价局。

  为此,辛安供销社领导给区联社打电话,反映单位及我个人不去物价局的意见,希望区社与人事局沟通,把我留在辛安,但人事局不采纳,要求立即到物价局报到。于是,我们就采取消极对待的办法。

  期间,区人事局先后三次电话催促但一直不回应;拖到12月,人事局再次通知,并强调了组织纪律,如再不去报到,追究其所在单位及个人责任,后果自负。

  无奈,耿书记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泽宝,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这既是组织原则,也是政治纪律,我们不能再留你了。你也别再抵触了,去报到吧。你年轻,无论在哪里都要好好干,在政府机关有发展前途,是个好事。到了物价局后,把咱们临时没人交接物价工作的情况向领导反映一下,你暂时两边兼顾着;我们也把现状向上级反映,因业务工作急需,尽快配备合适的人员;待人员到位后,办理交接。同时,你已熟悉供销社的业务工作情况,今后要多关心、帮助、指导,常回家看看。”

  我也眼含热泪,答应了耿书记的工作安排,依依不舍的离开书记办公室,于12月11日上午骑着自行车到区联社政工科办理调动手续,然后去人事局报到,由人事局安排到物价局。人事局与物价局都在老黄岛区政府办公楼四楼办公,两个单位相邻,人事局在四楼走廊的南面、物价局在北面。

  人事局薛干事领着我去几步之距的物价局,推门进入李局长(副)办公室,开玩笑说“终于把你要的樊泽宝给你调来了。”并向我介绍主持工作的物价局李玉阁副局长。李局长说了句感谢的话后,薛干事便回人事局。

  李局长让我在他写字台对面坐下(该办公室一间房,靠西墙排放着两个写字台,东侧按有一铺木床),从茶盘拿了个水杯给我倒上水,说“小樊,你终于来了。调你到物价局工作,是政府的安排,没有讨价的余地。来了就好,你是物价专业毕业的学生,今后要在物价局安心工作,发挥你的特长,和我一起把全区的物价工作搞好。”并简要介绍了物价局的机构、人员、职能等情况,询问了我个人家庭、工作、生活等情况。

  我向李局长汇报了学习、工作及老家情况,重点反映了辛安供销社物价工作现状及申请临时支持照顾的请求。期间,区联社领导也来电话,反映辛安供销社临时没人接管物价工作,请求让我暂时兼顾。李局长同意我暂时兼顾两地工作,下午下班后回辛安,上午按时来物价局;希望供销社抓紧时间配备相关人员接替我在供销社的工作。

  随后他领着我到西隔壁区物价检查所(两间房)办公室,向我介绍了所长王长礼、副所长高德义两位领导和美女青年徐红玉同志,该办公室装有六个写字台,我和徐红玉对桌办公。随后王所长向政府办公室打报告,安排我的单身宿舍(在政府办公楼五楼),高所长和小徐到商店给我买“大金鹿”(国家规定物价工作者配发工作用车)及算盘等日常工作用品,然后小徐领着我去政府办公室购买餐票。

  两位所长及小徐同志对我的到来很欢迎和高兴,当即把我的办公桌椅调整好,从小橱里给我拿了个茶杯和纸笔。由此,开始了我的机关工作生涯。

  这样,我白天在物价局上班,下午下班后骑车回辛安,晚上在业务股将当日新进的商品核价、登记;李局长家在辛安,我们一起每天早晚骑着自行车奔波在辛安黄岛间。

  直到1985年2月,区联社把薛家岛供销社宗桂来调辛安供销社干主任,宗的家属田素贞同志由薛家岛供销社门市部经理到辛安供销社业务股接替我的物价工作。经过交接、业务培训及熟练等系列操作,至4月份我才彻底告别了辛安供销社。

  在辛安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结识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我村插队的潍坊市知识青年毛大姐和李大哥。毛大姐在供销社采购站,李大哥在石油煤炭门市部。他们听说我是六汪的,便到业务股找我,聊在六汪的旧事,问熟悉人的近况。

  我对李大哥已没有印象,毛大姐和我大姐同龄,在六汪插队时常到我家玩,尽管有变化,但还是那么漂亮。我们多年未见,彼此都很亲切,毛大姐把我当成小弟弟,还时常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在初到辛安人生地不熟的非常时期,他们宛如亲人,给了我很多关爱,我终生难忘。

  另我的“凤凰”自行车让在区食品公司(地址在辛安)上班的同龄老乡“强买”,说物价局已配了“大金鹿”,“凤凰”对我已没有用处,扔下二百元钱,把“凤凰”推走了。

  辛安是我工作的起点,在这里得到了供销社干部职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使我起步好、起点高、工作优,为今后干好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非常珍惜在供销社的日子,并终生感恩、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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